乔石建立信访机制，尉健行推动合署办公
1987年，十三大召开，纪检工作进入新阶段。在这次大会上，乔石接棒陈云，成为中纪委书记。第二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纪委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建立信访机制，重视群众监督的力量。其中，铁道部的“大老虎”就是在群众的监督下浮出水面的。
1988年，中纪委信访部门陆续收到许多举报线索，检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以权谋私，中纪委十分重视。没多久，铁道部另一名副部长罗云光的严重失职和受贿问题被发现，中纪委要求张辛泰赴郑州，协助调查罗云光案。张辛泰居然顶风作案，表面上“协助调查”，暗地里先后3次潜回北京，接受他人贿赂。1990年5月，办完罗云光案后，中纪委集中调查张辛泰的受贿线索，张辛泰自以为天衣无缝：“送礼人送东西时，我当时不在北京，现在正要向组织说明。”最终，中纪委工作人员在郑州查到了张辛泰潜返北京受贿的证据，拆穿了其谎言，张辛泰终告落马。
1992年，十四大召开，尉健行成为新一任中纪委书记，并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连任。一上任，尉健行就推动了中纪委和监察部的合署办公——监察部于1986年恢复，1993年合署办公后，与中纪委“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从而把党的纪检职能和国家的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理顺了党政监督关系。
此后，纪检工作进入一个新高潮。据媒体统计，从1993年到2002年，共有41名省部级官员受到查处，很多案件至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中，既有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辽宁省副省长慕绥新这样的地方领导，也有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这样的部委领导，还有华能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查克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赵安歌这样的国有大型企业领导，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成克杰一案，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因腐败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的纪录。而此案的案发，源于1997年中纪委查办广西贵港一名副市长时发现的模糊线索。从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案件查起，几经曲折，先后突破35名涉案人员，最终打下成克杰这只级别最高的“大老虎”。
吴官正创立巡视制度，贺国强查办薄熙来案
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次年2月，十六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有两大亮点，一是对各级纪委的职能做出定位。此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纪委书记朱德说，各级纪委是党委的“助手”和“办事机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又把各级纪委比喻为党的“保健护士”“保健卫士”。但这些都不是职能定位。直到此次会议，才把纪委职能定位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
另一个亮点是提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在这次会议结束半年后，2003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纪委、中组部关于设立专门巡视机构的请示。随后，组建5个巡视组，共有45名巡视工作人员。各巡视组组长从刚离开工作岗位、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正省部级干部中选任，副组长由副部级巡视专员担任。巡视制度的创立，加强了中纪委的监督力量。就在巡视组成立的第二年，即2004年，便有16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创下历年来的新高。2006年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案，2007年的山东省委原副书记杜世成案，都是在巡视中发现线索的。2007年夏天，吴官正还专门前往北戴河，看望第一期全国巡视干部培训班的学员。
吴官正任内查办的大案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即原十六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案。2001年8月，审计部门在一次常规审计中，发现负责贵州公路建设的许多公司都是外地的“空壳公司”。纪检部门随后跟进，查出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有重大嫌疑。卢万里随即仓皇外逃，2003年才被缉拿归案。卢万里深知死罪难逃，为减轻罪责，向纪检机关举报了刘方仁。卢万里供称，1999年8月，在国外经商的亲戚来找他帮忙，他便将亲戚引荐给刘方仁。该亲戚将一对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送给了刘方仁。纪检部门从这对名表入手，开始调查刘方仁，发现刘方仁本人及亲属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官商勾结，收受贿赂。刘方仁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走上法庭的省委书记。2004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秦城监狱。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贺国强接替吴官正出任中纪委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党的“五大建设”，将反腐倡廉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把反腐倡廉提到了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中纪委“打虎”力度再次加大，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等一批影响重大的案件得到严肃查处。
王岐山的改革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一上任，他就展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2012年11月30日，他组织专家座谈会，向与会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很多学者分析，王岐山是借此书表达改革纪检制度、厉行反腐的决心。随后，王岐山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了这份决心。2013年1月 30日至2月6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4篇署名为“钟纪岩”的评论文章。一位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钟纪岩就是中纪委研究室，这些文章反映了领导的思路。”
改革首先发生在中纪委内部。据中纪委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2013年4月22日至26日，中纪委领导班子成员花了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这在中纪委的发展史上实属首次”。5月，中纪委又对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进行了调整。此前，中纪委共有27个内设职能部门，包括8个纪检监察室和预防腐败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按照王岐山的要求，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加到了10个。第一至第四室主要查办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腐败案件，第五至第十室主要查办31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的腐败案件。“虽然机构有调整，但人员配备并未增多，新增加的机构人员主要从中纪委其他处室抽调整合而来。”在中纪委的带动下，截至2013年10月底，有17个省、市、自治区纪委新设了1至2个纪检监察室，各级纪委的一线办案力量大大增强。
此后，王岐山着手改革巡视制度。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了”。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纪检监察机关派员全程参与。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还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
2013年5月，王岐山启动第一轮巡视工作，派出10个巡视组对江西、湖北、内蒙古、贵州、重庆、中储粮、水利部、中国出版集团、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巡视。9月底，各巡视组已全部向被巡视单位反馈意见，并将问题线索移交中纪委。10月，王岐山部署第二轮巡视，分别对山西、吉林、安徽、湖南、广东、云南、新华社、国土资源部、商务部、三峡集团再派出10个巡视组。截至记者发稿时，第二轮巡视工作仍在进行。2014年1月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2013年巡视工作综述》，指出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6人被立案调查均是由巡视组发现的问题和线索。
2013年下半年，王岐山开始推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建设。王岐山深知网络反腐的积极作用，早在2012年11月，他就说过，“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都要听”。2013年9月2日，他出席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仪式，亲手按下“启动”按钮。此后，神秘的中纪委变得越来越接地气。9月12日，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崔少鹏到网站做在线访谈。他说，条件成熟时，中纪委还将开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应用。
截至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在线访谈栏目已办了6期，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张军相继答网友问。有网友问：“中央巡视组权力这么大，巡视组成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存在被拉拢腐蚀的危险，谁来监督巡视组，保证巡视组成员的廉洁与实效？”张军回答说：“这个问题非常好。中央对巡视队伍自身建设非常重视。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巡视组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如实地报告就是渎职。中央巡视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接受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监督，也要接受被巡视地区和单位、新闻媒体、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如果疏于职守，有失职、渎职或者违反规定的行为，都要严肃按规定追究责任。”
2013年末，中纪委的改革推进到管理体制上。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这意味着，由陈云始创的纪委双重领导体制，从当年的“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变为“上级纪委领导为主”。4天后，中纪委常委侯凯出任上海市纪委书记，被视为“中纪委加强对地方纪委垂直领导”的开山之作。
反腐是“无限战”
王岐山主导的中纪委改革和反腐风暴，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2013年8月，法国《诺曼底新闻》称，中国以往反腐存在一些死角，比如石油领域，但这次能够做到不留死角，体现了中国新领导班子的反腐决心。2013年12月，美国微软网络英文网（MSN）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的文章，引发美国网民热议，在文章下点击“支持”的人高达78.9%.美国网友留言说：“这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开端，看来并不像有人说的‘装样子’那么简单。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有个‘中纪委’呢？”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本届中纪委的反腐工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除中央统一部署、科学布局、有力领导外，也与王岐山本人的经历和风格有关。王岐山早年的知青经历让他体察到民间疾苦，从政后他又以“善于解决复杂问题”而著称。1998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广东国际信托公司因严重资不抵债被中国政府宣布破产倒闭，当时境外债权人数超过130家，金额近160亿元，一场事关中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在蔓延。王岐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副省长，他与外国债权人谈判时表示，市场的根本原则就是“让赢家赢，让输家输”，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在迫使对方接受巨额亏损的同时，还争取到对方的配合，监督国有资产整合，为广东恢复强劲增长创造了条件。2003年非典期间，王岐山从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被急召入京，担任代市长，一上任就展示了他雷厉风行的性格：把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执行最严厉的筛查措施，建立一所防治非典的专门医院……在他到任65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北京从疫区名单中排除。王岐山从此得到“救火队长”之称。程文浩说：“与当年北京抗击非典相比，我国的反腐大业是更为艰巨和复杂的历史任务，堪称天降大任于斯人。”
2014年还会有什么样的“大老虎”落马？对此，程文浩分析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和制约。除了经济领域，还会在社会领域的廉洁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他建议将公益慈善行业的廉洁建设和预防腐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重建公益事业的社会公信力。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教授认为，中纪委的反腐是“无限战”，任何领域的“大老虎”都可能被打击，他对通过官员申报海外财产反腐充满期待，“这一招非常有效，拥有海外财产的官员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领导者，一定会对中国的廉政建设大业有长远规划和通盘布局。”程文浩说，“一方面确保自己任内能取得实实在在的业绩，同时也要为继任者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当今以及未来的中国廉政建设领导者的主要历史贡献应当是制度贡献，即在反腐”治本“方面做出突出成就，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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