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岩在病房中看英语摄/法制晚报记者郭谦
法制晚报讯 (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侯懿芸)“少女毁容案”的被告人陶某被判刑至今已有两年，这起案件却并未因此画上句号。《法制晚报》记者获悉，这起案件的民事赔偿部分将于2月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开庭。
这一天，周岩和她的母亲李聪已足足等了三年。“之所以一直没有开庭，是因为一直在等待鉴定结果。”周岩说，她3年多来进行了5次鉴定。“每次鉴定的时间都很长，却因双方意见不一致而使民事开庭一拖再拖。”
《法制晚报》记者还了解到，周岩将诉讼请求的赔偿金额由116.8万余元变更为367.6万余元。法院这次民事开庭因考虑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同意了被告不公开审理的申请。
现状 三年多番鉴定致开庭推迟
2015年1月7日，大风。
在北京一家医院的三楼病房，玻璃被风吹得呼呼作响，空气沉闷。下午2点30分，周岩和母亲李聪刚刚吃过午饭。
几天前，李聪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法制晚报》的记者说：“周岩的案子月中开庭，终于对孩子有个交代了。”1月7日当天，她们则看起来有些焦虑。“今天我给法院的庭长打电话，他说对方又不同意鉴定结果，月中可能无法开庭。”李聪说，接完电话后她整张脸都在发麻，拿着电话的手怎么也抻不直。
这已经不是三年多来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了。
“三次伤残鉴定的结果基本一致，根据鉴定，周岩的伤情为两个5级、一个8级、两个9级。”
周岩全身烧伤的面积超过30%，整个臀部几乎没有一块好的皮肤。李聪和周岩商量，最后还是放弃了那部分的鉴定。
据记者了解，周岩的五次伤残鉴定中，除前两次是刑事案件的鉴定，后面三次鉴定均是为了民事诉讼所走的法律程序。之所以迟迟无法开庭，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司法鉴定结果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
“周岩的治疗不同于一般的治疗，每一次鉴定的过程都比较长。”周岩的代理律师李智贤说，第三次鉴定是周岩这边提出，由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果。但对方以伤残鉴定系周岩单方申请，故申请重新鉴定。
2012年9月，蜀山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进行第四次司法鉴定。这次鉴定除了伤残鉴定，还提出对在北京治疗期间制订的治疗方案和产生的费用等进行鉴定。“对方认为我们在治疗费中存在过度医疗，又一次申请重新鉴定。”李智贤说。
随后，蜀山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中正司法鉴定所进行了第五次鉴定，同时也对治疗费以及后续治疗和康复所需费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鉴定。
李智贤说，原本第五次鉴定结果去年8月份就已经出来，对方对结果有质疑，又申请答疑，所以一直到12月份答疑完结果才算出来。
“鉴定、等待结果、意见不统一、再鉴定、再等待和我的治疗一样，周而复始。”周岩说。
治疗 曾想放弃 为家人咬牙坚持
与一次次的鉴定过程相比，周岩的治疗更加煎熬和漫长。
每天早上不到5点，李聪便起床为周岩的康复训练做准备，泡药、涂药、按摩、复健这些活动不断重复着，直到深夜。晚上躺在床上时，周岩早已筋疲力尽。
即使在没有埋扩张器的时候，周岩睡觉仍需要在肩膀下面垫三个硬枕头，让头部高高地从枕头上垂下。这是为了使做过植皮手术的脖颈皮肤尽量分开，不被疤痕粘连在一起。
“那种足以脑充血的姿势，就是我现在每晚必须保持的睡觉姿势。”周岩说，夜晚全身疤痕加剧的痛痒以及精神折磨，使她三年来夜夜失眠。即使疲惫睡去，梦里始终无法摆脱梦魇的侵袭。
周岩有时候很想放弃:“放弃，就意味着我可以从此告别痛苦，告别这终生的治疗，告别这一身不仅丑陋，更时刻带给我痛痒和功能障碍的疤痕，告别那些不公平的对待”但看到母亲和家人为她三年来的付出，她只能咬牙坚持。
自从周岩入京治疗以来，陪同照顾的母亲同样夜夜难眠。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刺激让她积劳成疾。
去年体检，李聪查出肾上长了囊肿，但为了周岩迟迟没做手术。她经常不自主地全身麻木，也不敢去医院检查。“我真害怕查出了什么病，我就垮了。”李聪含着泪说，为了孩子，她无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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