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英在遗体捐献纪念园内悼念父母。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当他们过世时，周颂英把父母的遗体先后捐献出去。然而，她没有料到，此后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异样的眼光”中。
2014年12月9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周遭的“揶揄”。
年近五旬的周颂英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因为遵照遗嘱把父母的遗体捐献了出去，她在世俗眼光中饱受“骂名”。不理解的邻居和亲友认为，周颂英让已故父母接受“千刀万剐”，而非“入土为安”，这是“不孝”。更有甚者，责备她将自己父母的遗体“给卖了”。
日前苏州《姑苏晚报》报道了周颂英的故事。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两天来，她“接了好多电话”。打电话给她的，既有责备她的亲人，也有跟她咨询如何捐遗的朋友。尽管捐献遗体一事让周颂英备受困扰，但她也很感慨：“12年过去，总算有两种声音了。”
父母捐遗后被迫搬家、换工作
周颂英的父母是民主党派的老干部，年轻时曾经历过知青下乡，自从回到苏州后，一直居住在苏州盘门附近的小区，一住就将近20年。
2002年，周父和周母共同填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成为苏州首例夫妇遗体共同捐献者。同年3月，37岁的周颂英继父母之后，也选择成为捐遗志愿者。
“我去苏州医学院登记，那位专门负责接受捐献的老师很惊讶，反过来问我（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太年轻了。”周颂英回忆，彼时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她选择捐遗的行为，被误以为身体、生活状况出现了问题。
2006年4月，周父去世后，成功完成了遗体捐献。
这个消息不久就在生活了20年的小区中传开，“邻居和亲戚都说我不孝，问我‘是不是没钱给父亲买墓地’”，周颂英说，还有人要求她将父亲的遗体“要回来”。
为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也为了避开邻居的各种指摘，2006年，周颂英选择了搬家。新住所距原小区不远，有不少熟悉的朋友常会劝她，“不要再让母亲捐遗”。然而，周母并不答应。
周颂英回忆，小区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聚在一起议论“后事”，并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有的老人去世，家里大操大办，还请和尚来做法事；有的人家啊，把老人的遗体都‘给卖了’。”
如此揶揄，让周颂英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在2007年，她半年内再次搬家，这次搬进了苏州工业园区的一个小区内。
2008年5月，周母离世，周颂英为其完成遗体捐献。此时正值周颂英工作调动，在新单位收到红十字会寄来的捐遗证书，事情又传开了。“干脆就单干了”，周颂英辞去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出来做起了非医疗健康咨询师。
女儿23岁成为捐遗志愿者
苏州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委员会副主任邵佩英告诉澎湃新闻，捐遗志愿者的日常工作并不顺利，“有时会被人骂，说我们晦气”。
社会的不理解，给捐遗志愿者的工作带来难题，但周颂英也感受到，尽管反对的声音一直都有，“但已经在慢慢好转了”。
周颂英现年25岁的女儿也加入了捐遗行列中。她在23岁时选择了捐遗，但从不在单位提起，“同事都不知道”。虽然女儿从事着与医疗毫不沾边的财务工作，“但她是共产党员，要起带头模范作用不是吗？”周颂英说。
近两年，全国各地都在推进殡葬改革工作，2013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更是加速了改革步伐，“意识观念有改变”，这对捐遗事业既带来好消息，又带来新难题。
邵佩英介绍，苏州市红十字会自2005年开展遗体（器官、角膜）捐献以来，已有2000多人报名捐献。相对最初仅百余人的队伍，“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但也有“流失”的情况，周颂英回忆，2012年苏州曾出台殡葬补贴政策：只要是苏州的居住人口，去世后选择树葬、海葬等方式，政府来“买单”殡葬费——由此曾一度出现捐遗志愿者“退捐”的情况。
对话周颂英：“被外人质疑，从捐遗中得到什么‘好处’”
澎湃新闻：知道父母捐遗后，旁人怎么看待你？
周颂英：他们认为落叶归根、入土为安，是每个子女要尽的孝义，把遗体捐献给医学去解剖，俗话说就是“千刀万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这么残忍地任人宰割。
澎湃新闻：指责你的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周颂英：老年人、年轻人都有。其实现在老人去世后，在家大操大办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澎湃新闻：父母选择捐遗时，你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吗？
周颂英：很理解。他们作为那个年代的老干部，认为年轻时为祖国建设打江山，死后也要把仅有的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医学事业。
澎湃新闻：为什么你和女儿都选择成为捐遗志愿者？
周颂英：家里有氛围，这样做也算是告慰父母亡灵，继承这个传统。现在不是说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我觉得是具体的人体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澎湃新闻：从事捐遗志愿者工作有哪些内容？
周颂英：志愿者会根据住地划分小组，除了要发放宣传手册、进行志愿者资料登记，还要走访社区，要跟社区和家属有沟通。
澎湃新闻：社区愿意做这些吗？
周颂英：有时候会不配合，（捐遗）不属于他们工作范畴，遇到不理解的，会反问“你来跟我谈这些干吗？我现在活得好好的”。所以现在我们更多是用交朋友的方式去沟通。
澎湃新闻：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吗？
周颂英：有时候医院里的长辈（捐遗志愿者）不行了，家属让我们过去，病房的其他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把自己家人“给卖了”？也有时候遇到捐献者的家属不同意，在地上打滚，质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澎湃新闻：实际上可以得到“好处”吗？
周颂英：所有捐献都是完全无偿的。但是捐献者会得到一张红十字会颁发的遗体捐献证书，他们的名字会被刻在纪念园的花岗岩上，每年4月的清明节前后，会举行悼念仪式纪念他们。
事实+
遗体捐献为何时常引发争议
在奉行“入土为安”传统的中国，遗体捐献涉及个人价值观、家庭伦理、社会道德舆论，捐献者及家人仅凭勇气与奉献精神并不足以应对。这时候，相关政府部门与社会机构，可以为他们做的还有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殡葬文化虽有其民俗基础，但从土葬到火葬，再到现在提倡的江葬、树葬等，越来越简约，越来越文明，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对捐赠者、志愿者的无私行为，致以最崇高敬意的同时，还需给予充分的保护与安慰。社会上对遗体捐献的顾虑与非议，有些就归咎于相关制度与程序的疏漏。比如，广州等地捐献遗体被指还要家属支付运输费用，并运至指定地点；上海一捐献者家属在赶去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发现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一朵花都没有。如此冷漠，怎不让亲人与观者寒心。（腾讯新闻综合南京日报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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